改革开放以来，第一轮扶贫开发从1986年到1993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25亿人减少到八千万人；第二轮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通过七年时间解决八千万人温饱问题、实际脱贫五千万人；第三轮是落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我们正在实施第四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要实现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全国人民共同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城镇问题不大，短板在农村、尤其是山村。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干部学院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之后，以选派村第一书记为做法的系列扶贫新政连续出台，显示出中央力争用三到五年时间彻底消除贫困的决心。目标越接近，困难越增加；毕竟能扶的都已经扶起来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从汉中市编办定点包扶的略阳县兴州街道办灵岩寺村的情况来看，部分打工者因“找不到活”而提前返乡、一些商户反映“今年卖啥都不赚钱”、山村农户对于脱贫致富普遍缺乏信心等。贫困山村的发展瓶颈仍是水电路房讯等基础设施，这就需要我们创新思路，探索市场化、信息化精准扶贫新路。
改善行政化扶贫 更加注重市场化扶贫
各地扶贫开发一般采用“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扶贫”模式，国务院印发扶贫开发十年纲要、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因地制宜地出台各类扶贫政策、推进部门联村和干部驻村、选派贫困村第一书记、党员干部与贫困农户结对帮扶等，这些做法已经和正在发挥着显著作用。但行政化扶贫的副作用也日渐暴露，例如社会参与不足、资金整合不力、使用效率不高等，有的只管投入、产生多大效益则没有跟踪评估，还有的强推富民产业、一旦产品销路不畅则贫困农户自行承担损失。
更严重的是，行政化扶贫助长了部分贫困农户单纯依赖政府的“等靠要”思想，甚至没钱花了就找政府。人都是有惰性的，久而久之扶贫好像成了政府的事情，作为脱贫主体的贫困农户反而倒像个旁观者、过路客、没事人似的。贫困似乎成了他们获取同情帮助的资本，以自己要来多少扶贫款为荣，从来没想着自己哪天有钱了也能去资助下别人。这种“人穷志短、进取心丧失、不想自己努力”的“要我脱贫”想转变为“我要脱贫”，除了“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之外，还须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和第三方效益评估。
市场化竞争就是明确贫困农户才是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体，让他们参与扶贫项目和富民产业的自主选择，必要时给他们购买保险。例如政府推广袋料香菇，一旦市场上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卖不出去，贫困农户势必雪上加霜；倘若购买农产品价格保险，就能挽回经济损失。再如“免抵押、免担保、免利息”的金融扶贫政策要有退出机制，不然培养不出农户的市场风险意识、不利于长期稳定脱贫。我们可以“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那就是允许和支持“工商资本下乡”，着力培养出一批农场主、农业大户、种养殖大户，这实际上是市场化扶贫的真谛和解决贫困山区“三农”问题的金钥匙。
市场经济体制使个人得到解放，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做出选择和借助个人技能而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市场化扶贫不直接提供救济，而是让穷人有脱贫的更大机会和更多选择；换句话说，市场化扶贫不在于政府亲自做什么、而在于允许人们做什么。把无劳动能力的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把有劳动能力但无致富意愿的列为行政化扶贫对象，把有劳动能力且有致富意愿的作为市场化扶贫的主体，政府提供法治化营商环境和优质公共产品，鼓励贫困户靠自己努力脱贫。
第三方效益评估就是监督扶贫资金不被挪用以及产生效益如何，起码能回答“扶贫究竟富了谁”的问题。此外，应当引入社会公益力量参与扶贫。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帮助那些贫困户的，这就需要我们重塑官方慈善机构形象、增强民间公益慈善机构的善款使用透明度，还可以借助物联网等新技术探索社会赞助者与山区贫困户的直接双向联系机制，让赞助者直观看到贫困户状况、自己的钱给了谁等。
改善项目化扶贫 更加注重信息化扶贫
争取项目资金给贫困村兴修水利、改造电网、修路架桥等，是立竿见影的扶贫惯例，对于改善基础设施、改变贫困面貌等十分重要。但是我们还要考虑三个问题：一是必要性，山区农村搞建设的成本很高、受益群众很少而且还在减少。长远来看，除了习惯居住大山深处的老年人之外，年轻人大多已到附近城镇打工谋生，返回山中的可能性很小；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待在山里压根儿找不到老婆，山里人自己也讲，现在娶媳妇比修房子都难。二是可行性，近年来油价下降、股市下跌、经济下行等因素，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财政专项资金减少，今后争取项目资金的空间更小、难度也更大。三是替代性，从走访调研的情况来看，山村生产生活条件已有较大改观，网络已经成为山村农户最迫切需求，他们渴望借助网络了解外面世界、寻求致富信息等，接网比修路更受欢迎。
我们应当注意到贫困农户的这一需求变化，他们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思想保守。建议把“山区网络全覆盖”作为扶贫攻坚新战场，创新“互联网+扶贫”模式，让贫困农户通过网店、QQ群、微信、微博、政府网站等途径，清楚了解市场行情，改变其价格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把原生态、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农产品通过互联网对接全国大市场，例如他们饲养一年的“粮食猪”比饲养四个月的“饲料猪”更加环保健康、更能卖出高价。据此把贫困村打造成为各具特色的“淘宝村”，发展电子商务、发挥后发优势，以强劲市场需求拉动产业发展远比政府强推的效果好很多。
打造“淘宝村”，创新“互联网+扶贫”模式，发展电子商务，探索信息化扶贫新路，不仅能确立贫困农户市场主体地位、把山区绿色农产品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吸引投资商上山下乡、创造贫困农户自主脱贫方式无限可能，还能改变贫困农户的精神世界、增强市场观念和进取意识、丰富网络文化生活、发现更多精彩。当然，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政府应当做好监管、趋利避害，例如加强电子商务、网店诚信、网络防骗等方面的培训。这样做的潜在好处是，客观解决了农村毕业大学生的创业和就业问题，可谓一举多得。
改善补贴化扶贫 更加注重权利化扶贫
以十年前取消农业税为标志的“多予、少取、放活”政策，现在回头看，确实是一项有效增加农户收入的富民政策，山区农民的日子普遍比以前好过多了。特别是补贴政策多，例如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补贴等，就连养头能繁母猪都有补贴。但增收乏力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原因是什么呢？多予是补贴，少取是取消农业税，有了多予和少取还不够，关键是放活，就是权利化扶贫、保障贫困农户权利。
首先是城乡平权，就是我们常说的城乡一体化，对城镇和农村居民要一视同仁，凡城里人实际享有的权利、村里人也应当拥有。例如农户种植西瓜到城里售卖，只要卖出去，那么一家人的生活费、孩子的上学费、老人的看病费就全都有了，根本不需要政府操心。那么问题来了，城管会以影响市容为由，把他们赶来赶去。能否规划一些像报刊亭那么大的免费售卖区，既方便城镇居民、又能使瓜农赚钱。
其次是简政放权，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市县政府转变职能和推行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商事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简政放权，对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农村毕业大学生施展才华、山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等意义非凡。例如中央编办综合司长李章泽曾透露，三一重工在收购德国企业的过程中，德方审批一周结束，在国内办手续卡在一位处长手里就长达三个月。简政放权，可以避免大家把时间、金钱和精力耗费在无用功上；因此，简政放权也是扶贫。
最后是工会维权。从走访调研的情况来看，打工收入已占到山区农户收入的一半左右，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对农户收入影响极大。现在不少工程项目都是“平时打条子、年底再结账”，等于是把欠薪风险转嫁给农民工，只要发包方、开发商、项目部、施工方、包工头当中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农民工就面临拿不到工钱的风险。应当建立农民工月薪制，保障农民工能及时拿到工钱，工会要加大维权力度，这才是贫困农户和山区群众最盼望政府和工会出力的地方。（樊东星 汉中市编办驻略阳县兴州街道办灵岩寺村第一书记）
